作者简介：叶君健， 1914年生于湖北省红安县一个小山村。1933年进武汉大学攻读外国文学，大学毕业后赴日本东京教授英文和世界语。1937年“七七”事变后回国，在武汉参加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作国际宣传工作。武汉失守后，赴香港继续作抗战宣传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先后任重庆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英文教授。1944年应英国战时宣传部之聘，赴英国各地演讲。战后在英国剑桥大学的英王学院研究欧洲文学。1949年秋回国，在文化部对外文化事务联络局（后改为对外文委）工作，并任英文刊物《中国文学》副主编至1974年。现任中国文联委员，作协主席团委员，外国文学交流委员会主任等职。主要著作有：《山村 《它们飞向南方 等三部英文长篇小说，用世界语写作的短篇小说集《被遗忘的人们》，童话集《小仆人》、《王子和渔夫的故事》、《真假皇帝》、《叶君健童话故事集》，长篇小说《火花》、《自由》、《曙光》（总称《土地三部曲》），《旷野》、《远程》（与《山村》一起总称《寂静的群山》三部曲），中篇小说《开垦者的命运》、《在草原上》等，短篇集《新同学》，散文集《两京散记》、《远行集》、《樱花的国度》、《西楼集》、《天安门之夜》等。主要译本有：茅盾的《春蚕·秋收·残冬》（中译英，取名《三季》），安徒生童话全集》，《安徒生重话选集》、童话作家安徒生》，美国丹克的剧本《四十九经度》，日本鹿地亘的剧本《三兄弟》（译成英文）等。1979年还出版了《叶君健近作》。

谈到风格，说实在的，传统性的英语、习语性的英语（Idiomatic English），比起象康拉德那样带有一点异国风味的英语来。对我个人的魅力并不是那么大。也许世界语及其他拉丁语系的文字如法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以及这些语言中的文学作品，把我的阅读胃口及欣赏趣味弄得杂了，不纯了。一般说来，我觉得法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在音调、词的结构、行文节奏及其所引起的形象联想，都要比英文生动而又深沉，读起来能在我的脑子里留下很深的印象，特别是诗。我对于西班牙语的诗特别有偏爱，即使剔开内容不谈，光诗句的节奏和构词，我念起来时就无形体会到一种快感。在这种意义上讲，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为芬尼根守灵》，尽管读起来费解，但行文节奏和他所创造的一些词汇所引起的联想和形象，也在我的感官上产生出同样的效果。

但现代英语中也出现了非常规、不落陈套、使人起一种新鲜愉悦感的东西，如布隆斯伯里学派（Bloomsbury）中的作家所写的英语对我说来，特别佛吉尼娅·吴尔芙是如此。我也从她的风格中得到极大的享受。现在有些英国评论家指出，习语性的英语在逐渐失去它的新鲜感，而且由于近代信息传播媒介（mass media）发达，一种所谓新闻语言（journalese）便应运而生，使习用英语变得更平庸起来。已故的英国著名编辑和评论家西里尔. 坷诺莱（Cyril Connolly）生前就多次和我谈到过这个问题，指责现代英语在失去活力和创造性及高格调。他提倡一种新的英文风格，即既雅典而又活泼新鲜的风格。他借用了一个中国字来表示这种风格的特点： mandarin。这原是中文“满大人”的译音。这个字原本代表满清官儿，后来意思转变成为“北京的标准话”，即" 国语"， 坷诺莱又根据自己的意思把它转变成为“庄严、言之有物而又雅典”的风格。坷诺莱是一个法国文学的爱好者，他的这种主张也许同样受了拉丁语系文学语言的影响。

语言，也象其他学科一样，同样是在不断地发展的。坷诺莱的这种主张也是源于一种发展的观点而提出的。语言虽然是一个民族生活中的自然产物，但如果老在常套里兜圈子而不注入新的血液，有意识地推动它发展，其结果则势必要变得平庸，甚至退化。当然，语言本身也在随着生活的变化和发展而在变化和发展。这本来也是一种自发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同样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的变化和发展如果任其自流到一定的程度，也可以又形成一种新的常套，逐渐使自己变得暗淡无光，活力衰退。比如我们现代的文字风格，“五四”以后及解放战争期间曾经是生气勃勃，充满了战斗活力，在鼓舞人民的斗志和感情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对我们的文学创作也赋予了一种足以反映时代精神的特质。但是过去若干年来一种新的常套又逐渐开始形成，由原来是新鲜活泼的词汇，逐渐变得人云亦云、毫无想象的陈词滥调式的套话或废话，使文字失去了活力。这种情况的造成，当然有它社会的原因，但主要的恐怕还是作者由于受到这种风格的影响而变得迟滞起来。所以我们的当代文字，似乎也有必要作一番“振兴”的努力。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