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叶君健， 1914年生于湖北省红安县一个小山村。1933年进武汉大学攻读外国文学，大学毕业后赴日本东京教授英文和世界语。1937年“七七”事变后回国，在武汉参加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作国际宣传工作。武汉失守后，赴香港继续作抗战宣传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先后任重庆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英文教授。1944年应英国战时宣传部之聘，赴英国各地演讲。战后在英国剑桥大学的英王学院研究欧洲文学。1949年秋回国，在文化部对外文化事务联络局（后改为对外文委）工作，并任英文刊物《中国文学》副主编至1974年。现任中国文联委员，作协主席团委员，外国文学交流委员会主任等职。主要著作有：《山村 《它们飞向南方 等三部英文长篇小说，用世界语写作的短篇小说集《被遗忘的人们》，童话集《小仆人》、《王子和渔夫的故事》、《真假皇帝》、《叶君健童话故事集》，长篇小说《火花》、《自由》、《曙光》（总称《土地三部曲》），《旷野》、《远程》（与《山村》一起总称《寂静的群山》三部曲），中篇小说《开垦者的命运》、《在草原上》等，短篇集《新同学》，散文集《两京散记》、《远行集》、《樱花的国度》、《西楼集》、《天安门之夜》等。主要译本有：茅盾的《春蚕·秋收·残冬》（中译英，取名《三季》），安徒生童话全集》，《安徒生重话选集》、童话作家安徒生》，美国丹克的剧本《四十九经度》，日本鹿地亘的剧本《三兄弟》（译成英文）等。1979年还出版了《叶君健近作》。

文字运用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而这种创造性的发挥者基本上是作家特别是文学作家。一个民族的文学的发展，与它的作家的创造分不开。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史都能证明这一点。当然，作家在文字方面的创造性也不是从天而降，或生来就有，或由一时的灵感异想天开所触发，而是由许多实际综合因素所形成：人生的修养，知识的修养，政治的修养，本民族文化的修养，外民族文化的修养，等等。但丁之所以能创造意大利文字，从他的作品内容看来，就知道他具有比上述一些因素还更广泛、更深厚的修养。就文字本身而言，民族的文字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可以推动创新。这不仅在今天信息飞速流通的时代是如此，即使在远古交通极为不便的时期也不例外。梵文通过唐玄奘的佛经翻译影响了中国文字的发展，欧洲语言通过希伯莱文《圣经》的移植加速了成熟的过程。在当今世界，一个民族搞文字闭关自守，也会使自己的文字变得大大落后于时代的。

这样说是不是有些数典忘祖、反民族精神的味道呢？我看不是。这不是泯没或轻视本民族文化，而是发展、丰富本民族的文化，因为一个民族能吸收其他民族文化来翻新自己的文化，创造新的民族文化传统，正说明这个民族的生命力强大，创造性强大。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包括新的文字语言，即白话文，就是吸收了欧洲的文学和文字营养而创造出来的。其他文化和科学各个方面的发展也不例外。有时外来因素，一旦并入本民族的机体中，还可以产生一种带根本性改变的结果。如马克思主义，它本来是纯欧洲的产物，但一旦被引进了中国，便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和面貌，促成具有中国特色（或中国民族式）的社会主义出现。是否也可以这样说，在当今这个世界，一个民族如果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创造，而固守自己民族文化的所谓“纯洁性”，那么这个民族的文化不仅发展不了，可能还会萎缩。

个人也不例外，至少我个人有这样的感觉。我写过一点文学作品和搞过一点文学翻译。我所用的语言，我知道已经不是纯习惯式的中文（Idiomatic Chinese）。这与我学的一些欧洲语言有关，也和我学习这些语言的方法有关，也和我长期使用这些外语、特别是用世界语和英文来翻译和写作有关。通过这些实践我逐渐养成了一种用外文思索的习惯，而习惯成自然，因此这又无形在我身上形成一种后天的本能。在我写中文的时候，这种本能也无形发生作用，在我的中文文体中得到明显的反映，这种文体虽然不是欧化，但文字结构却受了欧洲文字的语法规律的影响。所以我写的中文基本上大概都可以按照语法分析，其流畅性及群众性自然远远不及赵树理那样的作家所写的纯粹乡土中文，但是这种写法已经成了定局，无法改变，我也不为此感到惋借。

待续。。。